来源：a8直播 发布时间：2024-07-31 03:32:29
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政商“旋转门”等腐败花样翻新，金融领域尤其成为“重灾区”，也成为金融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
金融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问题。对这类隐性腐败，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2022年4月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原主任姜丽明被开除党籍。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2021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巡视。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指出“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纪委通报中，除了“逃逸式辞职”外，姜丽明还被指是政商“旋转门”典型。政商“旋转门”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目前更多用于描述非正当、非法的利益输送。在金融领域，多数发生在监管部门和银行等机构。
“区别于传统腐败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政商‘旋转门’会导致腐败披上合法外衣，以合法商业往来掩饰背后的权力寻租行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省纪检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邀监督员王立峰说。
姜丽明有着逾32年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和银行系统管理经验。2016年11月，姜丽明辞去公职，赴某集团出任监事长，后任该集团副总裁。
姜丽明在该集团任职的几年内，集团债务总负债规模直线年中期，该集团已负债近2万亿元。
2020年12月31日，姜丽明辞任该集团副总裁。不久后，2021年第三季度，该集团资金链断裂浮出水面。
“‘逃逸式辞职’后，多数官员迅速实现了政商角色的转换，其实是保留着权力的‘余温’，为其垄断巨额经济利益服务。因为在任职期间，这些领导干部大多主政一方，控制着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王立峰称。
政商“旋转门”中公职人员离职后到与原工作业务相关的私营企业工作，主要可能涉嫌两种腐败行为，一是搞“期权腐败”，以“任职领薪”的名义收受任职时约定的好处；二是继续散发权力“余温”，利用在职时的影响力为所在组织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企业）看重的是离职干部在官场中的人脉与影响力。因为能通过这些人去打通关系，认识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再请他们办事，谋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说。
在金融领域曾手握“重要权力”的还有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他是今年首个被指政商“旋转门”典型的中央一级金融单位落马干部。冯鹤年在证监会工作18年后辞职“下海”，2015年9月起担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同年12月起担任董事长。2022年6月初被带走调查，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
再如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他曾任光大银行副行长达11年。2018年9月，张华宇辞去副行长职务。此后，他出任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2年7月，张华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提到，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王立峰表示，政商“旋转门”腐败主要特征多样。有些官员提前“筑巢”，政商两界通吃；有的则是钱权交易分离，多为“期权式腐败”。
“不同于西方政商‘旋转门’双向流动的特征，中国政商‘旋转门’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单向流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说，比起官员辞职转换身份，商人“旋转”进入政界很难。因为加入公务员系统，要么通过考试选拔，要么通过干部调动，但在我国不存在从非公部门向公共部门调任的制度空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旋转门”。近几年，随着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被深挖出来。同时，金融领域的行业性特点以及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使得金融领域领导干部更容易实施“旋转门”腐败，谋取不正当利益。
金融行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从业人员多，需求多样，若想要牟利就能找到机会。同时，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类型丰富，数量庞大，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金融政商‘旋转门’最突出的危害是，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给利率优惠，或者是对不合乎条件的企业通融，帮助其拿到贷款。还有帮企业以非正当手段获取金融牌照，利用人脉与影响力获取内幕信息，通过交易获利等。此外，在保险、信用评级领域也会涉及。”一位业内人士说。
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曾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打拼32年，历经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投资银行部、机构业务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黄曦资金领域人脉很深，很多企业抢着要。”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黄曦“告别”建行仅一个月后，就加入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19年1月，泰禾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2年，黄曦被带走调查。经查，黄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业务开展、人事安排等方面为别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政商‘旋转门’会让官员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关联，导致公共政策失败。如果听任这种‘门’继续‘旋转’下去，不仅会毒化公务员的为官心态，而且会助长企业管理人才攀附权势的企图，毒化其成长环境。”陈天祥说。
随着政商“旋转门”腐败风险日益加剧，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规范的重视程度也不断的提高。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再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更加密集出台，不少金融单位也有了制度性安排。
“前期我们已做了一些规定，从银保监会直接离职，肯定不能到过去监管对象机构或和这个行业密切联系的机构任职。还有保密过渡期、解密期的限制。”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银保监会原主席郭树清表示。
银行也开始加大力度破除银企“旋转门”。例如，中国银行排查6510名离行人员离职去向，对涉及银企“旋转门”的干部，责令限期解除与相关企业聘任关系、终止中行与相关企业业务合作。
然而，前述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在金融界仍然有很多人游离在监管之外，通过“旋转门”谋利。“现在有规定限制，不能到企业任职。但有些人会担任顾问，企业不给聘书，但会给任职顾问的薪酬。此外，也有人通过家人、利益关联人在企业谋求利益，这些查起来都很困难。”
“政商‘旋转门’腐败行为反映出传统的监督模式不可能做到长期监督、全过程监督。因为监督成本过大，监督周期过长，监管信息滞后。一旦监管链条不连续，腐败分子就会钻漏洞，打擦边球。”王立峰说。
王立峰进一步表示，现有党纪国法对这类新型腐败的惩治还存在着制度短板，有效防范“旋转门”的制度体系仍要进一步完善，既有规定只是突出了短期效应，但长周期的期权腐败仍无法有效监管。此外，既有监管技术和手段还有待提升，面对新型腐败的隐秘性、长期性，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
多名受访专家这样认为，政商“旋转门”本身就是公务员利益冲突的体现。完善公务员利益冲突机制，是对其进行相对有效规治的重要手段。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磊认为，可以借鉴域外立法，引入预防性“旋转门”利益冲突罪，考虑刑法提前介入，将离职公职人员严重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其他党纪国法紧密衔接，从而形成对离职公职人员的长期威慑，从源头遏制“旋转门”腐败犯罪。
此外，王立峰表示，有的腐败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支付替代现金交易逃避监管，有的通过影子公司、隐名股东等形式逃避审计监督。整治政商“旋转门”问题，要提升反腐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数据联通与整合过程中挖掘隐秘线索，进行全方位排查，以海量数据对比，找到问题线索。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政商‘旋转门’还会有新的变异形式，面对新型腐败现象，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王立峰说。
